上周以90岁高龄去世的伟大文学家和学者弗兰克·克默德（Frank Kermode）在2000年做了一次题目是“剑桥纽带”的，讲的是剑桥大学英语系的历史。这听起来好像是个目光偏狭的话题，但当你了解到该系的主要人物如理查兹（I.A. Richards）、燕卜荪（William Empson）、利维斯（F.R. Leavis）等20世纪最重要的英国家后，你可能就不这样想了。克默德太谦虚，没有把自己添加在这个名单中，毕竟，他是一个低调的人，曾给自己的回忆录命名为《》（Not Entitled），不过，他达到了同样的境界，无愧于这个伟大传统的一。
他写到，这是“总在为保持学界和更广泛的知识群体间的沟通渠道而忧心忡忡的老学校。”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回忆自己在1950年代初期刚开始学术生涯时，“人们普遍有一种现在可能被认为过时和怪异的，即文学非常重要，不仅在大学而且在笼统的文明世界，它都是文科中最重要的学科。”
阅读这些话提醒我们随着克默德的去世，文学文化的整个时代已经接近终结。他是至少可以追溯到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理想的最后典范之一：文学家是最优秀的人文主义者（par excellence）。给予家特殊权威的是他思考和写作的方式，因为他站在经典和当代世界、文学和社会、学界和读者大众的交叉点上。正如克默德承认的，现在的英语教授很少再渴望此种角色了：“这是一个理论的时代，理论晦涩难懂，通常与我提到的大众的兴趣没有任何关系。”这个判断更加具有力，如果考虑到克默德本人决不是1970年代从法国传入英美的玄而又玄的理论的敌人。实际上，在1982年剑桥大学英语系仅仅因为一个副教授是“结构主义者”而评为教授，为此，克默德愤然辞职以示，成为关注的焦点。
只要列举克默德的书就可以看到他的学术兴趣有多么宽广。在我们现在讲究专业的时代，很难想象一个学者竟然能够在如此多的领域写出具有深刻影响的著作：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莎士比亚、现代主义、圣学、论思想等等。更不要提克默德作为书评家和记者的第二职业了。他曾经是《》（Encounter)的编辑（得知它得到中央情报局的资助后辞职），帮助创办了《伦敦书评》，定期为《伦敦书评》、《纽约书评》、《新》等刊物。
他去世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埋葬地文集》（Bury Place Papers）这是他在《伦敦书评》上发表的文章的集子，显示他不仅是犀利和智慧的家而且是个学问渊博的人。他对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的随笔集《反对陈词滥调的战争》（The War Against Cliché）的评论是静悄悄地的经典“该文集的大标题最初或许任性，不具描述性，但结果非常准确，”克默德说，“如果要写好文章，首先要做的是避免坏文笔和习惯性思考。更积极的要求可以留在后面，那怕只是往后推迟一点点。”读者只需要一分钟就可以认识到克默德对艾米斯的评价已经做出来了，没有多少吸引力。
克默德的学术写作得益于他的新闻文学特长。他的风格是泰然自若的、优雅的,没有学界文章积重难返的弊端如尖刻和晦涩。他写作的时候心中总是想着受过教育的普者，这个方法的好非仅仅是风格上的改进。它还使得克默德能够把文学当成文学的一部分来写作，就像写诗歌和小说一样解释和评论生活。
实际上，克默德的最优秀著作是真正感人的，因为他对文本的评论变成了他抓住人类最本质内容的手段。他的研究现代主义诗歌的成名作《浪漫形象》（Romantic Image）讨论了叶芝（Yeats）和艾略特（Eliot）的舞蹈隐喻，它也是有关形而上学渴望的书，是艺术试图逃脱时间的方式。《秘密的产生》（The Genesis of Secrecy）是对《新约全书》叙事技巧的研究，但也是对使得人类赋予世界以意义的需要和希望的思考。
最重要的是，克默德在1966年出版的代表作《结尾的意义》。里面六篇的副标题是“小论研究”，但对克默德来说,思考小说结尾的方式就是思考人生结尾的方式，我们想象的世界终结的方式。在克默德看来，小说的存在紧迫性在本书克里斯托弗·伯尼（Christopher Burney）的回忆录《单独》（Solitary Confinement）的最后一章被楚了。此人作为英国特工在法国沦陷区工作时被。二战中曾在皇家海军服役的克默德把中的囚犯看作讲故事者的原型：他引用伯尼的话写到“从根本上说，人生就是你与思想的恋爱故事。最好的作家、最好的家邀请我们分享他们想象的那种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像克默德这样的人即使去世后仍然活在人们心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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