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城市经济表现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意义都非同寻常。想要维持发展优势，美国不但需要制定基于自身优缺点的战略计划、与世界上其他地方达成良好的合作关系，也需要与私营机构部门沟通协调、了解如何创建一个有利于投资和增加就业机会的政策。在需求经济繁荣发展的进程中，开辟了一条特色发展之的美国，如今已然是一片富有、多元的景象。城市发展没有单一之，而美国大城市也一再表明，作为一个整体，他们顽强、灵活、有能力。尽管美国城市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但实际上相对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美国已经站在了更高的起点上。美国都市区的强大和多元化也是美国的另一个优势。同过去一样，引领美国复兴的王牌仍然是美国城市多样化的策略和经验。
城市未来的发展没有标准的蓝图，所以世界其它国家的城市决策者能够从美国城市发展中得到哪些？而位于城市内的企业又该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本文通过论述全球经济中美国城市的增长模式、机遇及挑战，试图让其他国家城市决策者得到并从中吸取有益经验。
正如一些观察家所言，如果21世纪是城市时代，那么自伊始，美国就处于一个十分有利的竞争地位。美国大城市，尤其是那些数量庞大又充满活力的中等城市，对经济的支配能力是其他地方都不具备的。他们同样在全球城市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全球城市六百强——预计到2025年组成全球P60%的城市中美国占据了七分之一。预计在未来的15年里，美国大城市为全球P贡献量会达到10%，这将超过其他所有发达国家的大城市之和。尽管亚洲的城市锋芒初露、引人注目，但是未来几十年里，美国城市仍会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但是美国也需要努力走出经济大萧条后的动荡时期。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许多城市都可能需要面对由于公共部门或私人为高额债务而带来的去杠杆化对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并尝试解决持高不下的失业率问题。在强调提高生产率和技术革新的同时，他们也一临着老龄化难题。和企业的决策者想要重振美国经济，就要找到应对之措施。
在过去，美国的城市通过形形色色的方式繁荣。所以，成功之不会只有一条，未来成功的方式也不可能只有一种。在这份报告中，我们通过与其他地区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城市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何种重要角色。这份报告介绍了美国城市过去的几十年间的P增长模式，并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将要面临的挑战。
全球经济阴云密布，从新兴世界滚滚而来的大规模城市化浪潮，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契机。最引人注目的发展正在亚洲展开，在那里，城市扩张的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如今中国的经济转型规模是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化的国家——英国的一百倍，但只用了英国十分之一的时间。到2025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是美国的三倍。
随着亚洲城市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成为焦点,我们很容易忘记美国城市中心仍将是经济中枢。美国大城市不但作为美国经济的重心——为美国贡献了近85%的P，界经济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贡献了全球P的20%。
首先，美国部分都住在城市里——80%的美国住在大城市，而西欧只有58%。在美国，原有的流动人口已经集中在大城市群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带。在欧洲则相反，无论是内部还是国家之间，流动人口都比较少。因为在欧洲，一些为了减少区域经济差距的国家政策了人口在个别国家内的流动，语言和国界都阻碍了跨境移民。欧盟的结构和凝聚基金(European Union structural and cohesion funds)也将资金从其国富裕的大都市区转用到较贫穷的农村地区。这也就解释为什么欧洲的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人口比例会相对更高。
第二个原因是由于都市区的人均P相对较高（high per capita P premium）。美国大城市的人均P平均比小城市和农村地区高出35%，而这一数据在西欧地区约为30%。美国相对西欧更高的人均P主要反映了城市群的差别（differences in the mix of cities）。美国人口比例越大的城市往往人均P越高。但是在欧洲，人口较多的南欧人均P较低，人口较少的北欧却更加富有。因此，美国大城市不但有更高的人口比例，其居民也有更高的人均P，这些都进一步促进了美国大城市相对于欧洲来说会拥有更大的经济影响力。综合考虑美国城市的人口和人均P，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欧整体的人均P是美国四分之三左右（详见图2）。
当我们审视不同地区的大城市时，我们发现使得美国与众不同的并不是它的特大城市，而是美国拥有一大群实力雄厚the broad base且人均P较高的中等城市。
将全球都市区按P排名，纽约都市区排名第二，都市区排名第六。然而，他们在解释城市整体对美国的重要性的这一问题上意义不大。
相比于美国——两个大城市的总人口占总人口的10%，虽然伦敦和巴黎在欧洲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较小——6%，但他们的人均P水平要明显高于美国。这缩小了两个地区大城市之间P的差距：巴黎和伦敦占欧洲P的9%，而纽约和占美国P的13%。（详见图三、图四）
相比之下，世界上人口最为稠密的城市，东京，则为日本经济撑起半边天。仅日本首都的P就占全国总量的34%。如果加上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则超过日本全国P的49%。
在美国恰恰相反的是，正是大批中等城市决定了它与众不同的美式城市化特质。纽约和同其他28个中等城市构成的美国城市前30强拥有比西欧同层次的城市更为稠密的人口，而这28个城市拥有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和37%的P。这些城市包括，伊利诺伊州的，占全国人口的3%；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沃尔斯堡，占全国人口的2%；州的，占全国人口的1.9%；和约占1.5%美国人口的州的、密歇根州的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旧
-。这些城市的人均P高于其他地区城市的前30名，这也有助于他们的经济发展（详见图5）。
除了前30强之外，美国还有其他227个中等城市，而西欧同等级的城市只有183个。同时，美国的中等城市共拥有近70%的美国人口，全国70%以上的P产量——这一数据比欧洲中等城市在其所在地区的份额高20个百分点。
美国的中等城市是多元化的。比如，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是一个拥有120万人口的城市，也是美国人均P最高the highest per capita P readings的城市之一。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虽然有640万的居民而且人口仍然在迅速增长，但城市的人均P只是全国平均水平，而且人均P的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再比如南达科他州的苏福尔斯，尽管这个小城市只有20万居民，但它拥有集中度极高的金融机构和超出全国平均水平35%的人均P。
由于大城市在美国经济中相对于其他地区的显着作用，美国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影响远大于美国国家在全球经济体中的影响。如今美国占据了全球P的23%，而美国大城市在全球所有大城市贡献率则是27%。至于中国，其大城市在全球城市经济中占比为10%，略高于中国在全球P中9%的份额。西欧的P占全球25%以上，但该地区的都市区在全球城市P中占比不足22%。
当我们关注大城市的经济实力时，不同地区界经济中的相对低位也在发生改变。2010年，西欧国内生产总值（市场汇率为16.0万亿美元）超过美国（14.7万亿美元）9个百分点。但美国大城市的P总额（12.3万亿美元）超过欧洲大城市（10.1万亿美元）的20%以上。居住在美国大城市（1.492亿）的人口也比欧洲（2.372亿）多5%。
比较美国不同地区间的人均P分布情况，并未发现美国城市之间经济水平的差距要比西欧更大。人均P在全国平均水平上下浮动20%的范围之内的城市，美国259个大城市中有172个，即66%；西欧有58%的城市在这范围内——186个城市中的108个。人均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的城市，美国24%与西欧23%相近。但顶端城市分布情况不同，人均P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的城市，这一比例在美国为10%，而在西欧则为几乎翻倍的19%。（详见图六）
美国人均P表现优异城市有：（高于平均水平39%），纽约（高于平均水平33%）和特区（高于平均水平49%）。明显低于平均水平的美国城市包括：德克萨斯州的麦克伦（低于平均水平49%）和密歇根州的弗林特（低于平均水平38%）。在西欧，的奥斯陆（比平均水平高出130%）和荷兰的格罗宁根（高于平均水平56%）是人均P表现优异的两个城市，而葡萄牙的布拉加（低于平均水平47%）和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低于平均水平45%）则属于低于欧洲平均水平之列。
当我们将美国都市圈与中国城市群的经济水平进行比较时，我们发现尽管中国城市经济在过去几年得到快速增长，但是美国城市仍然保持着更高的经济权重。虽然以目前的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P是美国P总量的五分之二，但中国大城市的P水平要略低于美国大城市的37%。然而，这种差距在过去三年中急剧缩小，在2007年，中国大城市的P只有美国的20%。这种变化反映了美国经济衰退期间中国不断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人均P的快速增长，以及人民币相对美元的升值。中国大城市的人均P水平是美国的四分之一，而中国的人均P从2007年美国的约五分之一，上升到六分之一。
两个最大的亚洲国家之间的城市化模式差别很大。中国已经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中，而印度仍处于城市化早期阶段。（详见图7）
中国正除以一个大规模城市化的时期，规模前所未见。过去十年里，中国的城市人口从36%增长到50%，东部沿海地区尤为明显。中国大城市的人口预计将从2010年的约6.5亿增长到2025年的大约8.90亿。这一增长几乎等于美国目前的大城市人口。MGI预计在未来15年大型城市将占中国P的90%以上。自2007年以来，天津、广州和深圳已并入上海、和重庆等特大城市之列，到2025年，我们推测还将有四个城市进入此行列。在此期间，预计中国近四分之三的经济增长来源于这些快速增长的中等城市。
与中国相比，印度仍处于城市化早期阶段，只有20%的人口居住在其234个大城市里。MGI估计，到2025年这些散居全国的大城市将会贡献全国近50%的P。在印度，或许是国家边境了人口流动，导致经济中心集中在枢纽城市而非城市群。此外，印度的经济发展政策倾向于传统的小规模生产，而这了城市内部的大规模生产。导致印度城市化进程缓慢的另一个因素则是，印度缺少像美国和中国一样多的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和其他经济发展机遇的流动人口。
如上文介绍，美国大城市的表现很大程度上决定美国发展的轨迹。从1978年，美国259个大城市几乎占据了美国P的85%。1978年至2010年，最大的30个城市贡献了美国一半的生产总值，其余229个中等城市贡献了三分之一。了解这些城市过去的发展是评估其前景时有用的基础。
一个城市的P增长包括人口增长和人均P增长。从这两个维度来审视大城市时，他们的表现并非相似，而是惊人的不同。（详见图8），例如，德克萨斯州的，在1978年至2010年期间，人口以超过2%的年增长率快速增长，然而该市的人均P年增长率只有0.5%，仅仅是美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相比之下，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何塞市，人口增长率仅略高于1%，人均P的年增长率却几乎达到了3%。而密歇根州的和易斯安那州的，则拥有着与30年前相同的人口以及与一样缓慢的人均P增长速度。
当我们对三十个城市进行排名时，美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就很显而易见了。（详见图9）特大城市在人口和经济总量两个维度上都始终保持前列。美国两个特大城市——纽约和在1978～2010年间始终位列第一名和第二名。预计在2025年迈过1000万人口大关，成为新特大城市的伊利诺伊州-，位于第三。即使这三个城市的增长率迥然不同，但他们高起点帮助他们维持了原有名次。
但我们也看到中等城市排名的变化。按P排名的前三十位的城市里余下的27个城市排名基本都发生了变动，这也说明短短几十年就可以改变城市的命运（the fortunes of established cities）。五个城市掉出前三十位行列：易斯安那州的、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的哥伦布、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和纽约州的布法罗，被以下五所城市取代：加利福尼亚州的滨江、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和奥兰多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克拉门托。那些未掉出前30名的城市排名也有所改变。例如，的克利夫兰从第17名降至第27名，而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则从第28名增至第13名，上升了15名。
综合美国城市多元化的特点，是否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存在有助于阐明美国发展前景的长期模式呢？还是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帮助我们预知上升期的中等城市可能发生的变革？我们观察到了四个鲜明的特征。
我们发现，人口增长的差异是1978～2010年美国城市P增长率不同的主要原因。（详见图10）成功吸引并得以扩大人口规模的城市在经济上蓬勃发展。那些P增长率超过美国平均水平25%或以上的城市，平均而言，人均P增长率并不高——事实上，高于平均水平25%以上的城市同平均水平一样，人均P都增长1.6%。相反，P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增长明显更快。这些城市的平均人口增长率约为2.5%，是其他大城市0.9%的2.5倍之多。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格鲁吉亚州的亚特兰大和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都是受益于人口快速增长的中等城市。而那些美国增速最慢的城市尽管人均P水平提高了，但其人口增长速度仅为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最成功的城市会充分借助经济形势，取得了超出当地预期的增长。相反，表现不佳的城市的增长则低于预期。城市部门间的分工组合情况为当地P水平的提高提供一定的预测依据。我们将那些在1978～2010年间的P增长率高于美国平均水平25%的城市群，称之“增长最快的城市群”，我们预测这组受惠于其有利的部门组合地城市，（3.2%的复合年均增长率 ）将比大城市整体的增长率（2.8%）高出15%。而事实上，这组城市的平均增长率高出大城市平均水平的45%之多，很大一部分原因显然不是因为行业组合。同样基于部门组合情况，我们预测P同期增长率最低的城市（年复合增长率为2.5%）将比美国城市平均水平低10%。但这些城市（1.6%）实际上要落后于平均水平的40%更多。（详见图11）所以，那些表现优异的城市不仅仅因为他们拥有能够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部门组合，而是因为他们同样拥有能促进快速发展的行业。
【解释】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复合年均增长率，指在特定时期内一项投资的年度增长率，常应用于计算投资平均回报、展示投资顾问实绩、比较债券与储蓄的投资回报等方面。
行业专业化或多元化程度——本地经济组成的另一个指标，似乎并不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先决条件。（详见图12）但也很容易指出正是由于单个行业的集中，导致了例如密歇根州的三大美国汽车公司的兴衰演变，或者拉斯维加斯的内华达州赌场和娱乐中心财富的急剧变化，这都证明过度专业化会导致当地经济的脆弱。但是长期看来，快速增长的城市在行业专业化程度上似乎没有差异，多元化与经济增长率及其波动性之间也没有显着关联性，甚至也不是城市的规模解释了P增长的差距。
工业的兴衰沉浮，可能使得特定经济活动背景下繁荣多年的城市陷入困境。经济结构的转变不仅影响各地经济发展，还影响了地区间经济权重的大小。美国的工业化之以及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型，解释了如州的、密歇根州的这些城市，在20世纪上半叶因传统制造业和钢铁工业而兴起，却在过去40年里成为现在的“the Rust Belt”。而最初收益于大量廉价土地和空调技术的“阳光地带（the Sun Belt）”——美国南部和西部地区，从中发现多种繁荣的途径，进而掀起了大批中等城市快速发展的浪潮。美国西部城市也得益于全球经济重心从欧洲和大西洋向亚洲和太平洋的转移。例如经济贸易活动向美国西海岸的转移，1980——2010年间西海岸港口的集装箱运输贸易的复合年增长率为3.9%，而东海岸只有2.4%。
当我们将城市的实际增长率与基于其行业组合的预测进行比较时，这种转变就更加显而易见了（详见图13）。
当深入了解美国城市中那些出类拔萃的佼佼者时，其多样性特点近乎同所有大城市一样醒目。我们将“top-performing cities”标准设置为：1978～2010年P增长率至少比美国平均水平快25%，或2010年人均P至少高出美国平均水平的25%。这些城市自上世纪70年代末起，推动本地经济增长的人均P与人口结构的组合方式有很大差异。（详见图14）
这一群体包括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例如州的和特区等，他们已经享有高于平均水平的人均P，并利用已有的经济基础维持适当的发展速度。
另外，在这些佼佼者中，也存在着“黑马gazelles ”，通过建立强大的科研机构，增加高科技产业，使得本地的人均P和人口不断增加且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城市大多位于阳光地带，比如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另外北部的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也属于此列。像亚特兰大的达拉斯、州盐湖城这样的城市，我们可以称之为“affordable metropolises”——尽管人均P增长速度低于平均水平，但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他们P的增长率仍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这是保持可负担住房成本的住房发展政策发挥的作用。（详见图15）
一些都市区借助地方集聚经济迅速发展。其中一个例子是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斯坦福德，它在纽约市附近建立了一个不受纽约州的税收管辖的金融服务部门。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一个相对较小的城市，则受益于附近大城市丹佛的高质量生活水平。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何塞，因为被纳入硅谷，其P和人均P的增长率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小城市应优先考虑他们特有的优势，例如，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特色就是高品质的生活质量。
过去几十年的城市增长模式表明，美国城市没有单一的发展径。即使是保持长期快速增长的城市也不会局限于单一的战略方法。想要超越，要不得到足够运气，要不就抓住眼前的经济机遇，或两者兼具。
美国城市将继续是全球经济的重要贡献者，但随着经济从大萧条状态中慢慢复苏，他们将会在一些波涛汹涌的经济领域航行，然后准备应对一些妨碍继续发展且随城市具体情况而变化的主要趋势。
我们预计到2025年美国大城市P将增长近为5.7万亿美元，超过全球P增长率10%。在此期间，仅美国前30名的城市就可能贡献了全球P增长率的7%。
美国两个特大城市预计将在2010～2025年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但即便如此，美国中等城市也将超过他们。按目前全球P的增长趋势，纽约有望保持世界第二的，仅次于东京。纽约和预计到2025年将共计达到2.1%的P复合年均增长率，而美国前30名中等城市的复合年均增长率预计将达到2.6%，高于美国预期平均水平的2.5%。然而并而所有的美国城市，包括中等城市，都能跟上在新兴市场中快速崛起的城市。预计和上海的P将在未来15年内超过美国第三大城市。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预计退出全球P排名的前30名。
短期内，城市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削减负债（deleveraging）和持续的失业问题。从长期来看，一些大趋势，包括老龄化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的城市，将继续影响美国城市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面对经济发展的多重压力，城市需要考虑如何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及减轻自身弱势。
经济大萧条带来的债务和失业后遗症是美国近期一个的挑战。某些城市受到的影响更大，恢复经济也更有难度。我们已经看到即使在相似的地理区位不同城市的复苏情况也有显着差异，尤其需要企业可以在城市景观寻找并中抓住机遇。即使在相近的城市之间也存在非常显着的差异。例如，在北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大都市区在2010年的边际产出增长率（registered marginal real output growth）仅为0.1%，预计到2014年才能收复经济大萧条期间的损失，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相比之下，圣何塞-桑尼维尔-圣克拉拉大都市区2010年的产量增长了3.5%，这一年硅谷地区的P水平超过了2007年。
国家可以延长去杠杆化的进程。美国各地区和城市间的影响大不相同。经历过房地产市场繁荣和泡沫的城市将会发现复苏尤为困难。（详见图16）例如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和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这些城市拥有大量的抵押贷款持有人，其中的人一半以上在房子上持有负资产。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每三个抵押权持有人就有两个持有负资产。尽管各城市可公开的公共债务数据有限，但有表明：不同城市地区负担的债务和财政支持的可持续性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不同地区间的失业率差别也很大，尤其是受到房地产泡沫严重的制造业中心地区。（详见图17）经济大萧条期间失业人数的三分之二，就占到了美国总人口的45%。同时面临高额债务和高失业率的城市复兴的起步就步履维艰，而其他城市正大步复兴。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和达拉斯已经在2010年恢复到危机前的P水平，这两个城市也是布鲁金斯全球检测机构（Brookings Institution’s Global MetroMonitor）检测到2010～2011年全球增速排名前40的城市中的美国城市。这表明，在短期内美国城市仍将呈现不均衡发展的局面。
除了面对复苏的短期压力，美国城市还需要关注一些影响他们发展前景的关键长期趋势，关注的不同程度取决于城市自身情况。
人口变化趋势表明，未来通过人口增长来发展经济可能不像以前那样容易。美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增长速度不比从前，劳动力流动性正在减缓，人口老龄化趋势愈加明显。成功吸引外来者和移民的城市将得到更好的发展。
美国适龄劳动人口在过去三十年的年增长率约为1.0%，预计未来15年内的年增长率约为0.5%。因此，通过吸引外来务工人员来促进人口增长可能更加困难。有表明，美国的流动人口正在减少（图18）。在20世纪50~60年代，五个美国人中每年就有一个改换住所；如今这一数据下降为十分之一。人口的短途流动自1990年以来一直在下降，跨越国界或州际的人口长途流动在过去十年里急剧下降。各级教育水平的人口流动性都有所下降。
美国城市日益加剧的老龄化程度、逐年下降的适龄劳动人口比例都为整体经济发展增添了重重阻力。至2025年，美国将有六分之一的人口超过65岁，而且适龄劳动人口的比例预计将从67%下降到63%。除了人口增速减慢之外，许多城市人口结构将发生变化，因此，本地化服务需求也将发生转变。目前，只有二十分之一城市的老年人数量超过儿童——到2025年，三分之一的城市将有比儿童更多的老年人（详见图19）。老年人比例相对较高的佛罗里达州迈阿密，老年人口占到16%，而这一比例在2025年将上升到23%。在老工业城市，州的，65岁以上人口比例将从17%上升到2025年的23%。相比之下，德克萨斯州的布朗斯维尔和拉雷多，预计2025年有30%的人口低于15岁，这一数值是布朗斯维尔65岁以上人口比例的两倍，是拉雷多的三倍。大多数城市的政策制定者需要确保从当地学校到老年人服务都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
在经济大萧条之前的十年，金融和房地产行业是许多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但这些行业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展望未来，我们期待那些蓬勃发展的行业，在未来可以积极响应新技术和消费趋势，全球宏观经济的转变。
美国可以充分发挥那些收益于新兴经济体而迅速崛起的中等城市的优势。亚洲和拉丁美洲新兴城市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将继续支持美国南部和西部城市发展。从基础设施供应商到消费品供应商都在越来越多地关注新兴经济体，因为他们不仅有更低的生产成本，也作为美国增长缓慢的消费市场的替代品而存在。那些与全球经济增长中心建立良好联系关系的城市中心，无论是物理联系（例如机场和港口）、商业联系（例如电子产品价值链）或是人际关联，都将在日益壮大的新兴市场中更占优势。
服务业的出色表现——超过总P的80%并提供了几乎所有的净就业增长，是美国城市保持经济继续增长的关键。我们推测，有着广泛基础的服务业，如零售，酒店和餐馆，将随着需求回升促进经济增长。随着老龄化趋势，对医疗保健和为退休人员服务的需求将继续呈增长趋势。一些城市，如佛罗里达州的那不勒斯，通过吸引退休人员成功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面向新兴市场的经济格局转变以及大量崛起的中等城市意味着美国各大城市在吸引人口和企业方面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以及发生的一个例子是，一些美国婴儿潮选择迁居到墨西哥这样的地方，以享用当地较低的生活成本和老人扶助。
美国许多城市和州际已经努力地吸引新企业到其管辖范围内。国际竞争不仅来源于凭借廉价劳动力而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也来自于能够量身定做价值主张（create tailored value propositions）的发达市场。荷兰拥有汇集了，主要商业和社会的其他主要代表的创新平台，以制定吸引50个重要的国际企业到荷兰的明确计划。法国有报告每年创造的就业机会的国际投资大使。几十年来，新加坡和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相关机构树立了榜样。两国都建立了有能力的组织机构，这些机构具有高绩效、私营部门销售能力等诸多特点。要想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舞台上大放异彩，城市需要超越同辈，充分了解目标行业中的前沿公司具体的优势领域，并为这些企业提供有竞争力的商业。
最近，MGI分析发现，到2020年可能产生超过150万需要本科及以上学位的劳动力缺口，而近600万没有高中文凭的美国人很可能面临失业。对技术和分析技能的需求将尤为强烈，例如，大数据处理量的增加——意味着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年轻工人将更有优势。
那些深入了解自身发展起点，基于此树立相应战略目标并有效执行的城市，有可能在未来15年中超越同辈城市。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城市为经济发展该做何准备？
过去30年为美国P增长率贡献50%的30个城市中，每个城市应对的短期复苏和长期繁荣的前景都有所差别。事实上，前30名城市拥有不同的潜在优势和未来发展的挑战。我们的城市记分卡记录了这些城市——过去和未来的关键经济引擎——如何处理美国经济面临的短期和长期趋势。（详见图20）
美国大城市一再表明，它们都具有应对新形势的复原能力和生产能力。这种能力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也没有理由会消失。尽管美国城市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但实际上相对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美国已经站在了更高的起点上。美国都市区的强大和多元化也是美国的另一个优势。同过去一样，引领美国复兴的王牌仍然是美国城市多样化的策略和经验。
城市未来的发展没有标准的蓝图，所以世界其他国家的城市决策者能够从美国城市发展中得到哪些？而位于城市内的企业又该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
城市需要了解自己的优劣势，人口变化的影响以及其他前景的趋势，才能恰如其分的制定战略。对于大都市区，国家和地区已不再作为比较基准。若想在日益城市化的世界中探寻更好的发展前景，城市需要了解他们在全球面对的怎样的竞争对手。是一个例子，当地的贸易委员会在年度报告中比较了该城市相对于24个全球大都市地区发展的优劣势。在过去的一年里，发起了一项以城市优劣势的事实为基础的编制计划，为制定新的城市发展战略提供依据。（见框3，“确定经济增长的机会：以为例”）。
执行政策和战略的方式是国家、区域和地方经济成功发展的关键因素。城市应对挑战通常有一系列选择。正确的做法不尽相同，因为这不仅取决于亟需解决的问题，也取决于地方的偏好和能力。（详见表22）
许多城市执行政策时，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地方的使得解决方案难以协调。例如，广义的海湾经济区由九个县和100多个城市组成，这使得区域规划和协调成为一个挑战。然而，不需要通过创建另一层级的来进行协调，它可以根据功能和目的在形式上发生变化。（详见表23）举一个例子，城市之间或城乡之间整合和共享的服务可以互相支持急需资金（free up badly needed funds）。据海湾经济区理事会的经济机构估计，大多数共享服务平均节省了5%～10%的资金，该地区有63亿美元用于金融、管理、公共安全和司法等可以共享的职能上。如果充分挖掘这种潜力，一年可以净节省3000～6000亿美元。甚至将应用范围扩大到教育和社会项目中。
抛开与其他城市竞争的看法，合作是一种新的力量和思想的源泉。积极寻求联合、建立合作关系，以发展当地贸易的新兴城市积极融入全球网络中（例如引进丹麦顶尖风能技术的广东）(Guangdong with leading wind-energy expertise in Denmark)，或是与资源密集型地区建立良好关系。纵观全球，各地的城市都在革新管理技术，同时也在互相效仿成功经验。借鉴其他城市的经验确实会受益匪浅。
各大企业若想在美国的经济中继续蓬勃发展，他们既需要灵活应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转变，也需要充分把握对外、建立合作的时机。我们认为企业可以考虑以下三种方法。
美国城市化已呈现高度多元化的发展空间，这种趋势将持续下去。显然，美国企业家需要密切关注哪里有发展机会、哪里没有，以确保他们可以灵活应对不断变化的局势。例如，营销人员要持续关注城市人口和财富的变化。企业需要根据城市未来产业发展方向为工厂数量增减制定计划，成为推动城市增长中的重要细胞。
在美国缺少教育和培训基础的背景下，技能——特别是专项技术——将会越来越短缺。人才竞争只会随着人口老龄化而愈演愈烈。企业需要了解哪里有着最具吸引力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源。
很多城市都很欢迎企业或公司，并希冀当地的企业家可以告知他们自己的需求、在城市极具竞争的中需要怎样的政策支持。与城市一起培养人才、共同建设基础设施提高可达性和连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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