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50年代初，曾经有这样一艘船，航行在中美两国之间；也曾经有这样一批青年人，他们怀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乘坐这艘船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钱学森、华罗庚、郭永怀、朱光亚、梁思礼、侯祥麟等等，他们的选择改变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历程。
1949年9月，“克利夫兰总统号”一次普通的航行--从美国的出发，途经檀香山、日本的横滨、菲律宾的马尼拉、中国的，终点是中国上海，这是当时乘船从美国到中国普通的停靠地点。而这一次，它的终点却改成了，因为中国政局正在发生变化。船上的500多名旅客中，有20几个中国留学人员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正沉浸在回国的喜悦之中。
在二十几位留学生中，有一位25岁的年轻人，他叫梁思礼，是清末著名家、思想家梁启超最小的儿子。在美国留学期间，梁思礼发奋图强，成绩优异。他一心想效法父亲去科学救国，振兴中华。那时，梁思礼还参加了留美知识的爱国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此时，他正带着刚从美国提大学获得的自动控制专业的博士学位，返回阔别了8年的祖国。因此次旅途时间较长，梁思礼便与朋友们或者打桥牌，或者往海里抛食物，引得很多鱼跳出水面，以此来时间。
在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之前，喜欢无线电的梁思礼还特意购买了一台高灵敏度的收音机带到船上。因为大家都预感到今年的10月1日会有一个重大事件。
1949年9月30日，“克利夫兰总统号”正航行在接近亚洲的太平洋海域时，梁思礼在甲板上摆弄着这台收音机，试着接收来自亚洲地区的节目。这时候，他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一个振奋的声音，播音员正介绍着新中国的国旗：“五星红旗上，4颗小五角星各有一角对着大五角星的中心点，表示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五角星用，在红底上映射出一片大家马上意识到，不久之后，他们踏上的将是一个新生的国家--中华人民国。听到消息的人们非常兴奋，他们马上在船上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庆祝会，庆祝新中国的诞生。
此时，他们还想到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庆祝方式：做一面新中国的国旗。没有红布，他们就从船舱里找来一块白布和一瓶红墨水，用红墨水把白布染成红色，接着在黄纸上剪了1大4小共5个五角星，然后将它贴到红布上。他们就是用这种简单而独特的方式，来表示对伟大祖国的庆贺与祝愿。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举行了开国庆典。此时，站在城楼上的开国元勋们除了喜悦之外，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建设这个遭受了百年动荡和的国家。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正处于“二战”结束后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在这个富庶的国家，滞留着近5000名中国留学生和各种科研人员。他们分布在美国的各所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其中也包括抗战时期中国派遣的一些留学生，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时，旅美留学生们为之欢欣鼓舞，举行了各种庆祝。这时候，是回去参加祖国建设，还是继续滞留在美国，或者是去，成了中国留学生们议论的一个话题。
侯祥麟，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生、中国地下。抗战胜利前夕，他受党组织委派，留学美国，并很快成为了爱国学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48年冬天，侯祥麟从来到，他接到一个新命令：在一些学自然科学的留学生中间成立组织，进行团结教育工作，目的是为今后动员他们回国做准备。
1949年1月，“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正式成立，协会的总目标是为争取团结更多的留学生回国，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一年的时间里，“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美国各地发展分会32个，会员达700多人，他们定期举行活动，通报来自国内的消息。
1949年底，一封《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在中国留学生中，轰动一时，并有52个人在签名，表达了回国的决心。而牵头起草的是一位年仅23岁的青年人朱光亚。
从目前查到的文字记录来看，1949年11月、12月间，朱光亚与曹锡华等人，在密歇根大学所在的安城，多次以留美科协的名义组织召开中国留学生座谈会，分别以“新中国与科学工作者”、“赶快组织起来回国去”等为主题，介绍国内情况，讨论科学工作者在建设新中国中应起的作用，动员大家“祖国迫切地需要我们!希望大家放弃个人利害，相互鼓励，相互督促，赶快组织起来回国去。”他们还用《列强》歌曲的曲调自编了《赶快回国歌》等爱国歌曲，每次都要指挥大家齐唱“不要迟疑，不要犹豫，回国去，回国去。祖国建设需要你，组织起来回国去，快回去，快回去。”而朱光亚自己则早就决定要回国，并且已经做好了回国前的各项准备。
从1949年年底开始，作为教中国学生会部地区分会的朱光亚牵头组织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并送给美国各地区中国留学生、讨论、联合署名，到第二年2月下旬，有52名已经决定近期回国的留学人员签了名，其中既有从事自然科学的，也有从事社会科学的。这些人分布在美国各地，如著名科学家侯祥麟当时是在美国东海岸的麻省理工学院。这也可以看出，朱光亚当时在留学生中具有较大影响。这封于1950年2月27日寄往纽约的留美学生通讯社，刊登在3月18日出版的《留美学生通讯》第三卷第8期上，在当时海外中国留学生和学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1950年2月底，《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寄往留学生通讯社后，朱光亚断然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提供的救济金，乘“克利夫兰总统号”踏上了归国的程。
华罗庚：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和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我们应当回去
1950年3月，“克利夫兰总统号”又开始了一次新的航行，几十名中国留学生踏上了回国的旅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第2批回国的留学人员。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之间所有的航班全部停航，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从到中国，再从进入内地，成为了中国留学人员回国的主要途径。
这时，从美国的传出消息说，在这艘船上，有一位重要人物正在前往红色中国。美国所报道的这位重要人物就是数学家华罗庚。新中国成立之际，他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回国的决定。美国的有关多年后曾这样评论：“华罗庚若留在美国，本可对数学界做出更多贡献，但他回国对中国的数学十分重要，很难想象，如果他不回国，中国的数学将会怎么样。”
华罗庚在逗留期间写了一封《告留美人员的》，并很快地通过向全世界播发。他在信中这样写到：“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朋友们，我们都在有为之年，如果我们迟早要回去，何不早回去，把我们的精力都用之于有用之所呢?总之，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我们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也应当早日回去!”
后来，华罗庚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这封可能会加大其他留学生回国的阻力，美国方面看到这封信后，会对更多的科学家回国进行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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