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士兰大学经济学院的Greg Hearn等学者在《普罗米修斯》2003年第3期发表了题为《知识系统的现象学动荡和创新》的文章,其中一些观点值得关注。(下文中,括号中的话是本文作者的理解与说明)
他们认为,社会系统有3种演化类型:自参照系统、自组织系统和自系统。自参照系统倾向于复制自身,不大变化;自组织系统以适应为特征;自系统有较强的演化内驱力。与这几种社会系统类型相对应,促进知识系统发展的政策原理也可以有不同的视角。
一些政策应该具有自参照功能(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要促进稳定)。这类政策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有意识地允许次优框架的存在,鼓励系统中出现不同观点,甚至出现表面看是不着边际的知识,以增强系统的长程生命力和创造力;
他们认为,由于自参照是强调稳定的,倾向于不变化,因此与创新有内在的矛盾。于是,要靠自组织来居间“调停”。我觉得,如果说自参照偏向于保守(请注意:不能简单化地将“保守”作为贬义词),自偏向于较激进的变革,则自组织起着“允执厥中”的作用,试图恪守中道。
我们用上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我国现行的科技政策、教育政策与文化政策(它们与知识系统密切联系),不难发现不同政策可分别置于自参照、自组织或自的“篮子”中。但是,我们比较缺乏将“三自”统合起来的三位一体的设计与考量。尤其是,对照列举的政策框架,我们还有一些明显的缺项。例如,在自参照方面,“帮助地方因地制宜地型范未来”是我们做得很不够的,各地产业结构趋同、发展思趋同、发掘利用本地优势不够等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在自方面,我们喊了多年的“抓大放小”的口号,在节能减排过程中又简单化地淘汰了一大批小企业,但对小企业的扶持、指导是很弱的。可是,国际经验表明,小企业的创新也许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自组织方面,我们在“把握住系统的认同、基本假定与价值观的渐进进化之方向与程度”上也是有所欠缺的。我们往往为了“转变观念”而矫枉过正,左右振荡。从在市场上卖几个鸡蛋就属于投机倒把行为,一下子跳到“万元户光荣”;育事业的发展几乎完全依赖国家,到匆匆提出“教育产业化”;从科研机构在固定拨款下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局面,一下子跳到没有横向创收就无法的境地,最近几年国家加强了对科研机构的经费支持,却再次带来“吃大锅饭”的问题,而我们了多年才好不容易砸破了“铁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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