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耀廷教授是研究元史的专家，其代表著作为1991年出版社出版的《成吉思汗全传》。然而，2004年1月13日，他在图书大厦购买了由中国国际出版社出的《风暴帝国》后发现，这本于1997年12月出版的书中，涉及成吉思汗的内容共212页，大部分都是抄他的。
他愤而将此书的编写人员和出版社一同告到市第一中级，法院最终认定，“《风暴帝国》图书上册中，文字表达上与原告图书相同相似内容的字数达59740字，构成了对原告朱耀廷《成吉思汗全传》作品的剽窃”，最终判决两被告赔偿28033元，并在上刊登声明公开向原告朱耀廷赔礼道歉。
“到现在为止，我一现有5本书抄袭我的《成吉思汗全传》。”朱耀廷说，这些书中，有些是少儿读物，他没有予以追究；有些抄袭者是圈内熟人，他在对方赔礼道歉后放弃诉诸法律。
但在朱耀廷看来，尽管我国的人文社科类书籍每年出的品种很多，但其中有不少属于东拼西凑之作，真正踏踏实实一字一句磨出来的很少。
这种中，主编类书籍占了很大一部分，这尤其以文科教材为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大学新闻与学院教授光认为，这是由当下的学术评价体系造成的。“你写一本书，即使再有价值，也只能算一项学术；但别人参与编写十本书，那就算十项学术，名利双收。这样一来，当然会助长主编类图书的增多。”
以前很多学术大家穷尽一生精力才著述几十万字，而现在很多院系领导、成名学者、博导教授动辄著述过百万，被人为“可以用麻袋扛着展示”。然而，这些学术作品的操作流程大多是集体编写而成，撰稿人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甚至几十人，至于组员，则不少是博士生、硕士生甚至本科生，根据分工，每人负责某章某节，编完之后或由导师担任主编，或邀请一位比较知名的学者冠以主编名号。这样一来，无论是主编、副主编，还是撰稿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将作品填报成自己的学术了，至于质量就不言而喻了。
南京财经大学教授沈木珠认为，由于量多质低，现在这种主编类图书多存在着三种抄袭方式，一是大段文字从英文书籍中原文翻译，一字不漏搬用，但不作任何说明；二是大段抄用他人论文论著，不注明出处；三是将他人资料作为附录，却没有征得有关版权人或组织的同意。
“这是极其不遵守学术的，在国外的学术界引用他人原创性观点，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应该明确标明出处，这是对他人劳动最起码的尊重。”光教授说。
然而，由于这些书往往处于“似抄非抄”的灰色地带，再加上的抄袭现象层出不穷，且常有梦见家里被盗院士、校长爆出抄袭造假的丑闻，抄袭的现状早已让许多人感觉见怪不怪了。（记者叶铁桥实习生 袁梦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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