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大英博物馆举办“明：盛世皇朝50年”文物展，向全世界推介1400-1450年这段最辉煌的“改变中国历史的50年”，展品中就有永嘉明代宫廷画家谢环作于正统二年（1437年）的《杏园雅集图》长卷。
谢环，又名谢德环，字庭循（廷循），号乐静、梦吟，以字行。1377年出生于永嘉，为永嘉太守谢灵运的，永嘉鹤阳谢氏第12世，诗文传家。少时，随父迁居郡城丰和里（坊），与黄淮同里且“少小相与聚处游乐”，拜画家陈尗起为师，“驰名于时”。永乐三年（1405），因编撰《永乐大典》之需，经中书舍人黄淮推荐，谢庭循征辟到（南）京，供职于内廷。因永乐帝无暇顾及绘画风雅之事，故在宁期间，谢“优哉游哉”，结交了黄淮周围的一众东宫属官，后来仁、宣的内阁大臣们。
永乐19年随朱棣到，宣德二年（1426），入职新恢复的宫廷画院，大被宠遇，赐封锦衣卫千户，受《题谢庭循临流亭图》等御诗。代景泰元年（1450），升授锦衣卫佥事，正四品衔，且赐世袭。历五朝，于1452年卒于，享年76岁。
谢庭循是艺术史意义上的宫廷画家，但也是一位精通儒学和诗文的典型文人和“厚重端雅之士”（杨士奇），诚如五朝元老黄淮《恭题宣庙赐谢德环诗后》所称：“锦衣千户臣廷循，起自儒流，兼习绘事，入侍燕闲。” 谢多才多艺，除诗文书画外，还精通音律、古琴、围棋、典籍并好收藏，“性嗜清玩，蓄之颇富”，“文房百玩，触手可寻”。谢的收藏品中，甚至还有一块鱼化石，“寺僧所收谢庭循一石，方广三四寸，中劈为二，内函鱼骨一具，首尾皆全”（明张宁《方洲杂言》）。对此，笔者去年在中国观赏石协会会刊《宝藏》上，以《明宫廷画家谢环的鱼化石之谜》为题，探讨了这件鱼化石的出处，应属南京附近句容县三叠纪泥灰岩中的结核鱼---裂齿鱼类化石，并获评首届中国赏石艺术双年展优秀论文。据此，谢庭循应属温州历史上有据可考的第一位奇石收藏家。但是，谢对中国赏石艺术的贡献远不止于此，他还是大理石插屏和奇石木制底座应用历史的最早记录者，真真实实地将之记录在他创作的《杏园雅集图》和《香山九老图》之上，成为中国赏石文化历史的里程碑式人物。
《杏园雅集图》是古代绘画作品中罕见的、有确切创作日期的、并有着史和艺术史双重意义的一幅长卷。明正统二年（1437）三月初一，是文官大臣们的休息日，春风和煦，谢庭循应邀参加了这次意在流芳于世的文人雅集。雅集的参加者均为朝廷重臣和仁宣之治的缔造者，一共九位（不算谢庭循），召集人是杏园主人，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主宾是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内阁首辅杨士奇和正二品的大伯、礼部尚书杨溥。“七贤济济尽江西”，其余6位文官全都是杨士奇的江西老乡和门生。《杏园雅集图》一共绘制了九幅，现存两幅，一幅在镇江博物馆，一幅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后者入展了大英博物馆的《明：盛世皇朝50年》。这两幅画在细节上稍有不同，如大都会本有谢庭循画像，而镇江本多名人题跋。
《杏园雅集图》中，“倚石屏坐者三人，其左，少傅庐陵杨公，其右为荣，左之次少詹事泰和王公”（《杏园雅集序》）。石屏，即画中的大理石插屏。谢庭循爱石，故能够非常传神的以工笔摹写大理石屏及其底座，山峦起伏，白质黑章，并置于醒目之处，作为陪衬贵客的珍稀之物。这是大理石屏首次出现于绘画作品之中，且时间地点明确，此前史书中关于大理石屏的最早记载是成书于天顺五年（1461）的《大明一统志》大理府土产条：“点苍山出奇石，白质青文有山水草木状，人多琢以为屏”。大理石是赏石界难得的与岩石学名称一致的观赏石石种，以云南大理点苍山所产最负盛名。现存最早的两块大理石座屏（影壁）见于故宫景仁宫和永寿宫，为明初遗物，以汉白玉为座。大理石木制插屏（砚屏）自成化以后输入內府，吴中顾元庆将宋人的“文房十友”重新排序，以“端友”（大理石砚屏）取代“毛中书”（毛笔）位列榜首。大理石插屏在正德、嘉靖、隆庆三朝集奢侈与风雅于一身，成为书斋之物，价值百金。正德年间云南宦官朱宁的财货清单中就有“大理石屏三十三座”。大理石插屏的流行时间应始于万历年间（1573-1620）。尽管问世于万历41年的中国最早的奇石图录《素园石谱》中还没有收录大理石插屏，但2014年上海博物馆在“申城寻踪”上展出的紫檀木大理石小座屏，就是1966年出土于万历年间墓葬之中的。古画造诣颇深的中国观赏石协会常务理事俞莹先生应该是最先报道了《杏园雅集图》中出现被绘画史学者所忽略的中国最早的大理石插屏图像，并将之纳入新编的赏石文化史论《中国石谱》。2018年，俞莹的文友蒋晖还出了一本《明代大理石屏考》专著，进一步明确谢庭循是第一个将大理石插屏及其木制底座的图像传之于世的画家，从而将大理石插屏的开发历史记录从明代中晚期，提前到了明早期。
杏园雅集的基本上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主角9位，显然有效仿唐代香山九老的意图。不过，谢庭循还真画过一幅设色绢本的《香山九老图》长卷，现藏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这幅据白居易《香山九老会诗序》意境绘制的工笔名画，用一条蜿蜒的鹅卵石小径（这应是画家对家乡石板卵卵道的深刻记忆）将画面里众多人物、景色串了起来。画中不但有两方作为园林景观石出现的具有瘦、皱、漏、透传统经典美的太湖石，而且还在正中刻意画上煮茶场景，以喻主人白居易爱石嗜茶的个性特征。画卷主体是一处几案分明的轩阁，内有三位不同服色的文人在围观一位挥毫的，在他们身后的红色方几上，单独摆放着一方起伏的山子状的观赏石，被置陈在方形的紫檀木制台座上，据其颜色、形态、结构、体量来看，应该是位居古代四大名石之列的灵璧石或英石。木制底座的台面为平面状，挖有落榫，四面束腰，四角有卷云形底足。这是中国古画里首次出现的性的木座奇石图像。
观赏石的供置，从室外到室内，从庭园到案头，最初可能出现在唐五代时期。在明之前，古画中的奇石，多是置放于室外的景观石，最早的当属晚唐孙位描绘竹林七贤的残卷《高逸图》(藏上海博物馆)。宋画中大量出现的奇石怪石，多是无底座的园林景观石，如苏轼《古木怪石图》、宋徽《祥龙石图》等。宋代文人玩赏的案头石，也多无底座，如米芾《研山铭》中所绘的“不假雕饰，浑然天成”的呈研山状的灵璧石，就是一块没有底座的裸石。宋代也有带底座的奇石，但都是借鉴盆景的玩法，以盆(石盆或陶盆)供石，如苏东坡十分钟情的仇池石(英石),便置于高丽国所产的大铜盆里，盆里还铺放了饱经海水冲刷的登州硅质卵石(长岛球石)，有《仇池石》诗为证：“盛以高丽盆，藉以文登玉。”直至明代中晚期，水盆置石仍有市场。如有乃祖爱石之癖的明代书画家米万钟（1570-1628）曾作《奇石图》（藏杭州博物馆），图中奇石(英石）的底座就是一个高高的石盆。明末园艺家计成在《园冶》里记述了英石置陈方式：“可置几案，亦可点盆，亦可掇小景”。山西明代稷益庙和宝宁寺壁画中出现的用以礼佛的奇石，也都是以（陶）盆为底座的。就连谢庭循自己在镇江本《杏园雅集图》中所绘的案头奇石，也是以盆为座的，当然，这也是作者对杏园景观所作的性描绘，不同于《香山九老图》的托古之作和写意之作。源于宋代的以盆为座的赏石遗风，至今还影响着日、韩两国的赏石界，如日本的奇石展，就叫水石展，习惯于在盆中铺砂代水。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风强劲，意、德、英、法等国亦相继成立水石协会。
将带木座的文房案头奇石描绘入画，主要见于明万历年间，如平生嗜石、画石的松江书画家孙克弘所作的《芸窗清玩图卷》(藏首都博物馆)和《七石图》(藏故宫博物院)。再比如另一位松江人林有麟的《素园石谱》，书有大小石画249幅， 其中就有不少带木制石座的图像，样式简洁，风格显著。
奇石木制底座的兴起，与永、宣年间（1405-1433）郑和下西洋密不可分。郑和从海外运回大量花梨、紫檀、酸枝等优质硬木原料，令明式家具大兴，同时也让文人参与设计、制作奇石底座有了可用之材和用武之地。作为同时代的奇石收藏者、爱好者，谢庭循将木座奇石破天荒的绘于画卷之中，应该是有意而为之的，这也说明作为一个资深画家，谢庭循对新生事物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即使到了明代晚期，有关木制石座的文字记录也还极少。如晚明松江书画家陈继儒的《妮古录》，虽有不少关于案头供石的形、质、色、纹、铭诸方面的描述，但对底座却只字未提。再如晚藏家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虽频频提及观赏石，但述及木制底座的却只有一处，灵璧研山“上耸东西二峰……叩之，丁丁清响。武林高氏物也，梨木座镌瑞南印记。”
美国中国“文人石”收藏家、陈翔刘美含《世界中的世界》作者理查德·罗森布鲁姆 （1940-2000）认为：“木座是一个戏剧化的装置，它实际上使石头成为了艺术品。离开了木座，你会感觉石头与艺术是如此的不相像”。“拿走底座，奇石还原为自然物体；把它放回座子上，它又从石头变成了艺术品”。木座的出现和应用，是观赏石成为艺术门类的重要标志之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永嘉谢庭循就是这项古代“吉尼斯纪录”的拥有者。木制底座，因材施艺、因石施艺，可对观赏石量身定制，从而可大大提升奇石的艺术美感。国家《观赏石鉴评标准》中，就包括了底座、配座，且占有5%的分值。线条简洁的明式木座和繁复雕饰的清式木座，是中国观赏石界的主流底座样式，并不断推陈出新，成为观赏石行业的一个重要创意门类和配套产业，甚至门台高于屋，价格远远超出奇石本身。因奇石的得来，有时所费无几，而底座的精力、财力投入往往数倍于奇石，且不可讨巧。 明初宫廷画家谢庭循，不但是藏（鱼化）石家，而且还是将大理石插屏、木制奇石底座性的予以绘制入画并传之于世的第一人，以图证史，有图有。从而将大理石插屏、观赏石木制底座问世的时间从晚明定格在明代早期，提前了200年，仅凭这一点（当然也远不止这一点，且待“下回分解”），谢庭循的《杏园雅集图》入选《明：皇朝盛世50年》，就非常符合这个展览的主题：“改变中国历史的50年”。这半个世纪，中国对世界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绝非后世“康乾盛世”能望其项背的。毫无疑问，谢灵运、永嘉鹤阳谢庭循是中国赏石历史上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和里程碑式的人物，也是温州历史上藏石和赏石文化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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